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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关经济

未知的价值

[在文章的开头,请容许我祝福一位高中同学及其家人。纵然世界是无常的、生命在某些力量前脆弱的不堪一击,但我们总是顽强的在跟命运抗争着。逝者已去,活着的人自当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今天经历了一个很有趣的环节,被问及我期望中的base salary是多少。我觉得有点出于职业习惯,我居然想到auction模型去了……记得有个model是说大家对于一个价值未知的东西竞标,比如说当年在东南亚一带有“剖石见玉”,很多人看中一块、一次便足够下半辈子的生计了,也因此有不少人宁愿冒险以求在逆境中翻身。后来常见的是南非的钻石矿,也是采取卖石头的策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便是买家在购买之前并不知道里面的钻石成色如何。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广泛的应用在油田上,即竞标的人并不准确的知道标的的价值。刚搜了一下,发现这种拍卖被称之为“相关价值拍卖(common value auction)”,还有随之而来的“赢者的诅咒(winner's curse)”。有兴趣的不妨搜搜这两个概念,简而言之,它说的是:

In short, the winner's curse says that in such an auction, the winner will tend to overpay.

不具体的说这个拍卖模型了,说说我自己的亲身感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真实价格应该为多少,但是市场的好处就是重复博弈,可以不断修正自己对自身价值的估量。再者,我也可以参照市场上既有的信息来做一个基本的估量,比如按照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个可行的参照是“欧洲经济学硕士”的平均薪酬,或者我可以参照欧洲对于经济学硕士的薪水,经过购买力平价计算一个我可以接受的价格。但是,这个东西又是因行业而异的,国内对于经济学背景(非金融业)的人能做的事情的检验还是不够,不像欧美似的市场已经趋于成熟,能做什么事、拿多少钱大都是已经被长期检验过了。而且我做的事情可能是没有多少人在做的,所以我自己也不知道能做到什么程度、能提供多少价值。从我的理念来看,我的价格必然是取决于我的工作能给公司或者社会带来的价值的,既然我本身对于这个东西都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预期,自然很难自我定价。这个时候,不如让市场来决定。

在我遇到的情况中,我的问题是这可能不是一个auction,或者说我也没有视其为一个auction。我是一家一家的去谈意向。更多的理念是,我相信我的pay off会是一个对我的价值的肯定,至少在长期它应该收敛到理性预期那里去。所以,既然长期都会收敛,那么短期内我可以放弃对于薪水的要求,更专注于我想做的事情。然后,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会告诉我我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对自己自然也能形成一个比较理性的预期。从这点说,雇佣一个经济学出身的人会比较有风险,如果我的utility function没有人情的因素的话,那么理论上我是会跟随市场走的。当然,市场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有效率的,或者我也不能这么短视是不是?一个合理的职业发展路径规划理应在我的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换言之,未来更重要。

我在想,既然我都不清楚自己的价值,我也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模型来为自己定价,那么对我的雇主来说,他们也是在take the risk的。无论如何,我理应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自己,从这点来说我还是有信息上的优势的。虽然从agent-principal模型的角度,拥有更多信息的人会相对的得到一个信息租金,然后相比而言风险厌恶的人要为对方付出一个风险溢价,但与我来说这更多是一种静态的考量吧。我一直在想,我首先要做的,并不是面对潜在的雇主描绘一幅宏伟的蓝图,来吹嘘自己有多么大的价值。如果我做不好的事情(例如能力不及、知识不足),就算一时得到了一个岗位,很快的我也会在竞争中失败;相反,如果我可以胜任一个职位,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内我的价值必然可以很快的实现,自然我也有了定价的话语权。从这点来说,在国内找工作真的是风险和收益并存:可以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岗位——在欧洲这是相对难一些的;但是,我需要花费额外的努力在证明自己、或者经济学的价值(感觉总体上现存的经济学的应用还是比较naive的……希望不是我的错觉),从这点来说我比如要放弃一些东西。

那么,我的问题就是机制设计:如何设计一个薪酬机制,来更好的分担双方的风险和收益。我不知道我现在的想法、或者说策略是不是最优,但是我觉得至少不失为一计良策:我来更多的承担风险,既然我有信心。一个较低的基本薪酬并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如果相应的flexible payoff有机制对应的话。当然,如果我要承担风险,我就要获得一个相应的风险溢价——当结果为优的时候,我需要得到一个更高的回报。我想这个应该是公平的吧?此外,如果考虑激励层面(虽然于我而言,既然要证明自身的价值,那么肯定激励不会成问题),无论是按比例提成还是share, options,对我而言都至少是激励相容的。

跟我现在选择的方式相对应的,还要有一个动态的薪酬调整过程。虽然说长期看来,我上面说的种种东西都会收敛,但是我还是希望面临一个较低的“制度成本”和“谈判成本”。竞争的市场有好处,它总会给你一个选项,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好的相互匹配;但是这样的转换自然是有成本的,无论是对我来说还是对我的雇主来说(我还是总是会想到“科斯定理”那里去的……)。这一点大概也是我甘心放弃一个short term benefit来换取更长期的有效机制的考虑吧。

从一个讨价还价的角度,每个人都希望bargaining power在自己这边,以换取更多的payoff。这当然是从纯理性的经济学角度出发的一个考量。于我而言,放开一切其他的暂且不论,我还是比较看重人的因素,这个可能是和纯货币角度的分析有所区别的。这也是我这一次有些格外的cautious,想更好的选择一个和自己更匹配的职位(自然是我会把我更感兴趣的事情做的更好)。我一向是比较讨厌优柔寡断的——有那个时间去想,还不如做好决定赶紧去做事。这一次或许还是时间上稍有些富裕,所以希望更多的搜集一些信息吧。没有选择是坏的——因为没有人可以回到原点重新选择一遍然后看看另外的结果。所以,我现在更倾向于最大化双方的利益吧——我到底能贡献多少,这个东西不仅决定了我带来的价值,也同时决定着我的价值。然后,相对应的,什么样子的机制是更有效率的、在实现我的价值的过程之中摩擦更少的。

好吧,我希望多多少少这一次经济学多少可以function well...看来还没有开始工作,我已经在实践中检验经济学理论了。我对经济学没有一种视之为“信仰”的态度,只是希望这种分析方式可以帮助我自己更清晰的看明白自己所处的状况、并帮助我更好的做决策。当然,如果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也没理由去埋怨经济理论,只能怪自己学的不够吧。不过现实世界总是让人兴奋的——理论世界的完美是建立在一系列理想化的假设上的,越无暇、越无趣。现在我就已然在享受这个过程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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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分析

虽然说我一直有保持一定数量的中文阅读,但是回来后还是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东西都显得陌生了。到家后终于有时间小憩一会儿,打开电脑认认真真的看一下报纸和杂志,尤其是后者,以知道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Google Reader可谓是我赖以生存的阅读工具,里面搜集了比较对我胃口的一些文字。我不是很喜欢订阅纯新闻——大多数新闻看看标题不就知道啥事儿了么,要是真的感兴趣关键词扔到google news里面搜一下不就什么都知道了。相比而言,我更喜欢订阅评论似的东西——其中最合我胃口的东西,就是《南都周刊》。我也忘记了怎么发现这东西的,不过读起来一直觉得很舒服,就一直读下去了。

那天在北京,路过报亭的时候,才知道《南都周刊》真的是有纸质版的。我一直觉得这么有点“左倾”的东西,可能在市场上压力重重吧。《南方周末》已然好久没有看过了,不知道《南都周刊》和《南方周末》又是什么关系。

喜欢读《南都周刊》的一个理由就是,这东西是周刊,更新频率刚刚好——月刊太慢,注定只能谈一些深入的东西;日报太快,注定谈不了深入的东西。周刊大致是一种两者之间的平衡吧。有些时候,我把《南都周刊》当新闻看,也不过是草草扫过标题;大多时候,还是会静下心来单独抽一部分时间来看过所有的段落的,毕竟它很少让我觉得写的很无聊。

读的越多,尤其是读到牵扯到经济学方面的报道,感觉很多时候一种自然而然的批判性阅读就出来了。听百家之言,但是也不是尽信之。长久以来,多多少少的共识是国内有一批喜欢关注中国国情的经济学研究者,这是一件好事;这些人也乐于在媒体上扩大经济学的影响力,这自然又是一件好事。只不过,林子大了,难免有一些人说话的目的就是混淆视听,简而言之就是“屁股决定嘴巴”,为谁做事为谁说话。我诚然不是一味的附庸说“西方经济学”就是对的或者就应该拿来做标准衡量他们的言论,只不过至少我们需要在逻辑上自圆其说是不是?尤其是牵扯到宏观的东西,很多时候没有绝对的标准来衡量对错,这个时候能让人信服的言论必然是可以完整的自圆其说的。

相比而言,我越来越讨厌某些“专家”滥用经济学术语,来一味的煽动情绪。记得上几个月写论文的时候,总听到一个同学嘀咕说“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文笔都很烂”,当然他是指的美国那边,“把有意思的东西都写的干巴巴的”。国内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擅长舞文弄墨、或者有这个时间和激励去舞文弄墨,只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越来越难得看到一些客观的诚实的经济学分析了。这里有些原因是很多问题很大,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自然当我读到某些文章的时候会从某些角度argue一下,虽然不代表我自己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另外的问题大概就是很多文章只是披上了经济学美丽的嫁衣。

不知道有多少人经历过GRE这么一个考试,其中AW部分,翻译为“分析性写作”,有一条可以被用作批判的理由就是“选择性样本”。很多人大概考完试就忘了吧,不会再去在意这种分析方式。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仔细看看现在的报道,大多数还是一种乐于选择一个极端样本来煽动情绪的。小概率事件发生了就发生了,但是不要一味的去强调和扩大嘛。除了一定的警示作用,我想不出这样的夸大意义何在。

总有人会留言或者email问我关于一些事情的看法,尤其是在某些经济学家放出一些惊人的言论之后。当然,首先受限于我自身的知识,很多东西我真的不知道答案。经济学虽然给我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工具,但我还是倾向于不知道的时候就不说得太多为好。能说的只是,阅读的时候不妨保持一点基本的批判态度——但不是一味的否定,很多事情只是to what extent, it is right. 何必太计较绝对的是非。

嗯,如果让我推荐一下经济学博客,我看了一眼现在Google Reader里面还剩下的、我几乎每篇必读的只有郭凯经济笔记都是骗银地。这两者风格不同,郭凯特别象是一派宗师,是难得的可以对宏观大问题娓娓道来的;兰小欢则有点剑走偏锋,喜欢研究一些有意思的小问题,有的时候亦能以小见大。至少,从长期来看,他们是有责任的在写博客的经济学研究者。如果不想看有些古老的一些经济学出版物,如[cref %e6%8e%a8%e8%8d%90%e7%bb%8f%e6%b5%8e%e5%ad%a6%e5%85%a5%e9%97%a8%e7%9a%84%e5%a5%bd%e4%b9%a6%e7%b1%8d%e2%80%94%e2%80%94%e3%80%8a%e5%bc%97%e9%87%8c%e5%be%b7%e6%9b%bc%e7%9a%84%e7%94%9f%e6%b4%bb%e7%bb%8f],或者有点小偏的《魔鬼经济学》,那么这两位的博客还是值得长期一读的。

附带一条让我有点小高兴的消息:毕业论文拿了个A+(9.5/10)。记得去年毕业论文也是这个分数来着,但是相比而言今年的对我来说含金量更高一点吧。这也是这一年唯一一个A+,一般能拿个A心里就蛮开心了。在我离开学校的这一刹那,这么一个消息,多多少少是一种对于这些年来努力的小小肯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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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看“理性经济人”假设

“理性经济人”假设怕是所有人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最一开始接触的假设。每当论及这个假设,我就不禁想起当年曲创老师的启蒙叫法“厚颜无耻的自私的理性经济人”。理性经济人虽然没有直接的标明“自私”,但是随着期望效用函数(expected utility)的引入,当我们最大化一个效用函数的时候,多少已经暗含了“自私”这一层意义(当然你可以随时的把别人的效用放在自己的效用函数里面来说你也关心其他人,这样而言就更有了一层外部性的考量)。不知道各位是否还依稀记得诸如MWG等经典微观教材在一开始介绍“选择(choice)”的时候,总是在反复强调completeness(中文译作完整性?)和transitivity(传递性)以定义一个选择的理性。

这学期修了Micro II,上半部分是Massimo Motta的competition policy,讲的很是有意思,暂且按住不表;下半部分是Larbi的behavioral econ和decision theory的结合,讲的也蛮有意思的,至少逼着我看了半天vMN、A-A和Savage三种expected utility的表述。联系起我对Keynes的好感更多来源于他在概率论上面的造诣,这些理论就多少也显得很有意思了。贯穿整个下半部分课程,我们多少回顾了近几十年来各位著名经济学家在维护理性经济人假设(或更具体的,期望效用理论)上面所做的各种努力,比如ambiguity aversion, regret aversion, hyperbolic discounting/time consistency, temptation, fairness等等有趣的理论及对应的modeling方法。看来看去,虽然不知道实用价值有几分,却也乐得凑个热闹。

昨天和UPF的一个Ph.D吃饭,不禁聊起来这么多年学习经济学的体会之类。我前段时间大概还感慨过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本科的时候修过三门经济史课程是多么的幸运,昨天又感慨了一下曾经修过的几门经济法课程又是多么的实用。当年有幸摊上一位很好的经济法(economic law)老师,虽然给分不高,但是从她的课程中真的是收益颇深,尤其是涉及到公司法合同法等等切身相关的法律,现在之所以没有沦落成法盲还真的多亏了当年的训练。有意思的是,后来法经济学学了很多反垄断法,国家税收学了很多税法,保险学学了很多保险法,最后概括起来我的经济类法律知识还是蛮全面的哈哈……而且很多法律条文和执行之间还有一段距离,条例和实例结合起来学也是颇有意思的。反垄断法就不用说了,现在听Motta的课感觉中国的反垄断法真的很有意思啊,该模糊的地方模糊,该清晰的地方清晰,足够的猫腻留下哈哈。想起当年听到张昕竹说起草反垄断法的种种不易,真的是“有法总比没有好”,哪怕这个法律后来的实践总是让人看得云里雾里——譬如我就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商务部否决了可口可乐和汇源的并购案。我没有听说任何关于此案的横向并购模拟的数量分析,不知道当年的博弈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某种程度上,我多少觉得有点作秀的味道了——既然我们有了这么一个法律,多少要实践一下是不是?

回正题。之所以说到经济类法律,更多的是因为当时说到了现在中国的保险。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保险的印象如何,反正我近几年是接二连三的被保险震惊啊。保险的本意是分散风险,结果在中国某些乡村的实践中,保险却不幸沦为了变相的传销——保险是由代理人提成的,这个法律是允许的。但是在实践操作中,现在保险代理人提成最多可以达到50%,这是什么概念?我不相信剩下的50%刨去保险公司运营的费用之外,还足够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支付赔偿。从某种程度上,现在的保险让我觉得有点Ponzi game(庞氏骗局)的味道。城市里的我不好说什么,在农村,很多人文化程度比较低,所以根本不理解什么是保险,也不知道这玩意背后的权利义务是什么。他们仅仅是被几个罕见的赔保的例子所吸引(一般是某村某人出车祸死了,然后被赔付了几十万云云),经保险代理人的三寸不烂之舌一忽悠,就投保了。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养老保险的保费是需要连年交的,以为交一次就万事大吉了,直到第二年又要交钱的时候才知道这有点无底洞的味道——若是退保,几乎拿不回分文。另从保险代理人的角度,他们很多人只是负责卖保险,才不关心赔付等等,尤其是有些保险是“平均时间维度上的风险”的,日后一旦有事情发生,我估计某些小保险公司非直接破产不可。有人会怀疑我危言耸听,但是当年看到一个小县城没什么其他的公司,一条街上都是装修的富丽堂皇的保险公司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东西没有任何泡沫?

这个时候,有多少人还可以坚持“理性经济人”和“市场是有效率”的说法,认为大家投保是一种理性的风险厌恶的选择?对于保险这个制度本身我还是相当有好感的,但是具体放到市场实践操作中,却又是另当别论了,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保险市场发育极其不完全的情况下。人们经常说“银行、保险和证券”是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可惜在中国保险明显成为了金融体系的短板,若是大家相信“短板理论”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怕还真是落后在世界发达国家后面几十年。我和那位金融的Ph.D一聊就说起来当年我们的《货币银行学》这门课——要么是教材陈旧的要死,要么是完全不知所云的上了一次英文翻译课。据他说,很多金融衍生工具在国内就是闻所未闻,然后各种胡乱翻译导致很多人到最后也不知道那些工具到底是什么。刨去我对金融的偏见不说,就中国的金融教育水平我们又有什么期望能在人才云集的国际公司的较量中更胜一筹?只能是被人家制定的规则玩弄吧。

了解我的人可能知道,我一直对rational expectation(理性预期)有一些想法,当然这个和理性经济人还是有天壤之别的。对于理性经济人的一大“辩护”是,如果人们都是“利他”而非“利己”的,社会不见得会更有效率。这是那个模型弄出来的我忘了,只记得大致意思是“利他”并不见得真正能够满足他人的需要,只有自己才可以真切的了解自己的需要。从这个层面,又可以对“共产主义”留下一个问号。我对共产主义的理解还是比较浅薄,随便说一说,欢迎较真儿。当真正实现共产主义的时候,人们是“各司其职,各取所需”。我想不出的是,譬如我大学毕业要找一个合适的岗位,如果没有市场竞争我怎么可以知道我更适合干什么?换言之,我的“比较优势”在哪里呢?我是应该当一个律师还是一个打字员?共产主义对于完全信息的要求怕是有点太高了,这里必然要有一个对社会方方面面都了若指掌的“中央计划者”。不知道这样子的对于信息的要求是不是有能被实现的一日——换言之,制度都是有成本的,信息也不可能是免费的。

说到这里,我真想时间倒退半个世纪听听当年兰格的辩论。学了半天经济学,多少要对“政治经济学”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是不是。想想当年的“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的嘛。那么看一面不如两面都看,学了半天的经济学应该回头重温一下那些经典巨著了——譬如,我一直没有勇气读完的《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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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科研精神

很少起这么大的一个题目,只是今天看到了一些“旧闻”,颇有种“有感而发”的情绪,所以就忍不住写下了这个题目。

文中提及的是OECD的PISA测试,我们先不管对于这个测试本身的争议,它大致反映了各国中学教育的水平。上海于2010年首次加入这个测试(共34个国家地区),结果自然“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之中”:

China’s 15-year olds also took the test. They ranked 1st, 1st, and 1st.

猛地一看我还以为是发泄情绪呢,后来发现分别是三样测试的成绩。搜了一下关于pisa的新闻,关于这个结果的评论大多集中于这个测试到底可不可信。很多人觉得上海是一个特殊的样本,毕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可是我却觉得不尽然——如果我们单单看成绩,尤其是高考成绩的话,上海大致是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吧?我一直觉得上海好在素质教育,很多人多才多艺。所以很多人对于中国“应试教育”的批评,或许对上海不怎么适用。

中国重视教育,这个貌似是和东方文化一脉相承的,文中还有提及类似的香港、新加坡和日本的表现也都不俗。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中国的领导层几乎都是工程师或科学家出身,这怕是不太常见的——听说美国的政治家大都是律师出身。我无意争论这两者的好坏利弊,或许谁也无法短期内看得太清楚。只是这样的差异,倒也颇有意思。想想自己,弄得我这个学“人文学科”出身的倒是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立足了。

今天晚上和两位学长一起吃了一顿饭,顺便聊了很久很久。期间我提到一个模型,然后他们就开始帮我分析模型的事儿。分析了半天,就说到建模的精神的问题。我一直特别感激这学期碰到了Motta这么好的一位老师,非常强调直觉,而且他的直觉真的不是一般的好。有人说,建模建复杂了不是本事,建的简单才叫做本事。Motta就是有能力把复杂的模型简单化,取其精髓,把故事的来龙去脉讲清楚,让人一眼看透逻辑。这样的能力真的是让人惊叹——无论是面对同行学者、学生还是政府官员或产业界人士,他都能娓娓道来,大家都听得明白。这样的能力,着实难得!

我一直在想建模的事儿,一方面是写论文不得不做,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自己经济学直觉的一次审视。这一年来,多多少少感觉自己的经济学直觉貌似有点降低了,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这边太过于强调技术上的训练,多多少少总是在压迫自己做习题,所以很多时候就不知不觉的放松了对思维能力的训练。这次写论文,直觉不足的问题第一次耀眼的暴露在自己眼前。我一直是想让自己做到“无论是用数学还是文字,都是能把事情讲清楚的”,但是现在看来我的直觉还不足以支持我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当然,我根本无法和Motta相比,毕竟他在竞争政策和反垄断领域浸淫了数十载,这些东西都看的通通透透了。我只是想follow自己的想法,然后表述一个自己脑海里面喜欢的故事。

突然间越来越体会到为什么说“社会科学家应该是越老越值钱”了,却记不得是何年何月听何人如此训教过了。对于一个社会,作为年轻人真的很难说理解它为什么这么运转,只有长期的浸没在里面,才能看得通透并知道如何融会贯通。去年的时候觉得,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所以不能离开学校;现在看来,我还是有许多东西要学,只是学校里面未必能学到了。记得去年做决定离开学校的时候多多少少有些伤悲,毕竟喜欢了经济学这么久;现在却觉得这并不是完全的离开经济学,而是从另一个层次去体会经济学。这一年,给了我很好的一个机会肯定自己学习技术层面东西的能力,实分析和高宏彻底见证了技术层面的积淀;这一年,也深深让我体会到社会经验的不足,学校这个象牙塔可能不再适合我了。没有一项好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是可以脱离真实生活直觉的。我一直有点固执的认为,就算是做理论经济学的研究,也是需要从应用经济学中获得的直觉来支撑的。连应用都做不好,又怎么可能完全架起来“空中楼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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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所谓承诺

前段时间一直在上IO,然后终于讲到了那个“可置信的承诺”的问题。记得去年在北京旁听机制设计的时候,就一直在惦念着这个commitment的事儿,劳烦好几位博学的学长学姐们解释了好久……终于,这次轮到自己重新学一遍了。

其实commitment也就是那么回事儿,有点“事后毁约”的味道,因为事后就不是最优了嘛!记得有个经典的例子是数码产品,一开始为了吸引大家购买,厂商会特别豪气的承诺“永不降价”,让那些心存犹豫心理的消费者赶快掏腰包。可是产品上市一个多月后,如果再不降价,厂商就赚不到更多的钱了,所以不降价是一个非常不激励相容的选择。然后大家就会选择性记忆,该降价降价,该促销促销。记得这个故事当时是暗喻苹果来着,好像还跟索尼搭上界了。嗯。

这个例子就是典型的承诺可不可以置信的问题。话说,可能是跟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儿有关,我不由自主的就想到了在爱情中人们的承诺。显然,爱情这个东西是强烈依赖距离的,距离远了看不着摸不着,所谓爱情必然就那么淡去了。long distance love有很多结局,大多数成功的无非就是双方都保持着对对方的承诺,然后终于等到了可以常相厮守的那一刻。这里就有一个承诺的问题:毕竟大家都在不断的遇到新的人、新的事物,总有诱惑,那么是什么可以保持住承诺呢?记得在这些模型中大多都会涉及到“完美贝叶斯均衡”的概念,而这样的概念又强烈的依赖于信念——嗯,只有对未来相聚保持一定的信念,才会有力量坚守吧。不过话说回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的理性啦,所以到底经济学或者博弈论的模型有几分的解释力,还有待考量。

话说最近这个“贝叶斯均衡”可是整的我够受,social learning……真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就脑袋一热挑出来这么一话题来写毕业论文。各种痛苦煎熬啊。不过也好,强迫自己不断的阅读各种文章,嗯,各种文章,光zotero里面就存了快200篇了吧,可见写论文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我该埋怨一下我的coauthor么,毕竟是他坚持要写应用的文章,所以弄得我不得不读了几十篇关于青少年行为、HIV/AIDS等等的文章,虽然有意思,但是好累啊!我宁愿看故事哈哈,还是给我份报纸吧!

嗯话说最近很有意思啊,流行起来了“私奔体”:两位投资界大佬居然就这么华丽丽的在众目睽睽下私奔了。我也顺带体验了一把微博的力量,虽然我已经跟不上潮流啦~这个,到底是爱情的力量呢?反正我总觉得这故事有点过于罗曼蒂克了!有意思啊。由此可见,当制度带给人们悔约的成本很高的时候,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了。不过话说回来,记得在各种实证研究里面当离婚的条件变低之后,往往受益的都是女方啊(当然受害的自然是孩子,唉)。不知道这一次,如果真的牵扯到离婚,是不是会有新的故事呢?制度的成本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关于什么样的制度是最优的,马克思和所谓的西方经济学家各持己见(话说根据前一段时间的一个在经济学家圈子里面的调查,马克思还是很受欢迎的!略逊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而且马克思本身也是西方人吧)。关于制度,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若是改日有时间,会在这里再说说,嗯。

今儿就到这儿吧,各种欢乐啊~好久不见“私奔”二字了,该有多么的华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