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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从社会公平角度看社会极化

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给自己定了一个不怎么正式的研究课题:理解美国社会为什么在今天如此分裂和极化。说它不怎么正式,是因为我并不想把它当成一个学术课题来研究。但我还用了研究这个词,可能是更遵循广义的定义——探究和钻研。从我的兴趣点出发,美国当今社会的极化问题可以和另一个著名的历史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处——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大分流是加州历史学派对中国和欧洲在工业化过程中选择了两条路的描述。美国社会的极化,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分流。虽然这两个一个是经济历史问题、一个是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却有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提出了很多思考上的挑战。

试图理解美国社会极化,自然离不开先去复习美国的历史。好在,200多年不是那么漫长,沿着美国宪法这么好的历史脉络按图索骥方便许多。不在此赘述美国的历史了,不过有意思的是,最近的总统大选原来越呈现胶着状态——很多所谓的“摇摆州”,胜负都是1%以内,然后最终决定了美国大选的赢家。其实在以前,美国大选并不一直是如此针锋对麦芒。很多选举的差距其实还挺大的。

选举只是一种民意的体现,反映的是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分化愈演愈烈。PBS有一部很有意思的纪录片:America's Great Divide: From Obama to Trump(YouTube上可以直接看到完整版),简单回顾了过去十几年的历史。与此同时,无数的经济数据来佐证这种分裂不仅仅是意识形态的分裂,而其背后有着确凿的经济基础的崩裂。比如,美国中产阶级实际收入不升反降(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社会财富分布越来越不均等(近期的例子有2008年次贷危机后,富人的财富反而增加了;此外还可以把时间轴拉得更远来看)、代际间的流动性越来越差(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子女超过父母,或者简单地可以叫做“美国梦”,Chetty有很多相当有力的数据)。虽然看数字和证据让人对极化这种现象越来越确信,但是背后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说到底,这些都只是显现出来的表象,原因是什么呢?

和“大分流”一样,社会极化的原因显然不是一句两句话就可以讲清的,也不是一个两个学科领域就可以充分解释的。看了很多经济学的观点之后,我开始从其他学科的学者中寻找启发。最近在看Michael Sandel的《The Tyranny of Merit》一书,给出了一些从社会公平和政治哲学角度的解释。

在叙述Sandel的观点之前,我想先说明,我并没有很赞同Sandel给出的处方:比如在藤校等大学录取采用抽签制度。在我看来,这些还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为了达成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忽略了可能存在的其他偏颇。不过他这本书值得一读,一是里面涵盖了很多历史渊源,可以帮忙理解很多事情是怎么一步一步演化的。再者,Sandel是个很好的作家,正如他可以把“公正”这么课讲得如此发人深省一样,他这本书写得也是层次递进,诱发思考。一本好书并不是直接说服读者来认同他总结出来的观点,而是精炼出相关的信息素材来帮助读者形成自己的判断。

Sandel一开始就提到了Meritocracy这个看似公平实则事与愿违的制度,可能是造成社会分化的根本原因之一。Meritocracy就是merit-based cracy,而cracy本身是rule或者govern的意思,比如demo-cracy是民主治理,所以meritocracy就是基于人们能力的治理系统。中文翻译大致有“精英政治”或者“贤能政治”,但我感觉不够确切,因为还有elitism等。英文的定义有点繁琐,如下:

Meritocracy is a political system in which economic goods and/or political power are vested in individual people on the basis of talent, effort, and achievement, rather than wealth or social class.

Meritocracy直白的翻译就是“美国梦”(也可以叫英国梦等等),人们只要有能力,就能实现最好的自己。我其实花了很久去理解Meritocracy这个词,主要是一开始不知道Meritocracy相对的是什么。“rather than wealth or social class”其实是一种很模糊的说法,更直接的另一个极端则是,出生决定论(determined by birth)。出生决定其实贯穿了很长的历史,尤其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君王一定是世袭的,除了科举制度外,其实并没有太多上升通道,农民从一出生就被绑定于土地,人口的地域流动性很低。这里我沿用约定俗成的封建社会定义,即“中国古代战国时代中期开始,到清朝后期(鸦片战争前)”,主要是指历史时段而并不会去跟西方社会的封建制度定义相对比,后者其实是有不少争议的。

西方历史也差不多。最早是君主独裁(Monarchy),然后到了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元老院制度(Aristo-cracy),从一个人变成了一小群极其聪明的人。从名字可以看出,Aristocracy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有着相同的词根Aristo,意为excellent。希腊的先贤们认为Aristocracy的制度优越性来源于少数人拥有的超出常人的治理方面的天赋,而大多数人并没有足够的信息甚至于获取信息的能力。再往后,这种“人尽其才、任人唯贤”的理念就延续到了Meritocracy,而且不仅仅限于政治,可以应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分工高度专业化的时代。

Meritocracy之所以被歌颂,很大程度是是因为它否定了“出身决定论”。一个人只要有能力、肯努力,就能获得某种意义上的功成名就。这样的制度是看似公平的,至少是机会公平的,给予了人民希望。然而最早造出Meritocracy这个词的英国哲学和社会学家Michael Young却有着相当悲观的预测,在其1958年的著作《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里,他预言2034年英国会有一场发育根源的社会起义,因为Meritocracy会造成人们追求智商或者其他优异属性(比如优生学),一旦这些能力变成了可以人为制造的,就会进一步造成社会的分化,回到出生决定的困境。Sandel在书里给出了现实的答案:美国在过去一个世纪中,一直歌颂着美国梦。然而,这种美国梦掩饰了社会分化的残酷,使得成功者过于自负地相信自己的成功是自己的努力所得,而失败者则将失败归咎于能力不足而意志消沉,而忽略了外界因素如制度上的不平等。然而事实呢?Sandel以大学录取举例。美国初高中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成就来向大学证明他们的能力,比如sat分数,比如ap课程,比如志愿服务,比如体育,然而这一切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有家庭背景决定的。高中生很累,因为他们要付出很多努力来获取这些优质的标签,所以他们会觉得这一切都是自己的能力和努力的结果,而忽略或者低估了运气或者家庭的成分。Sandel举的例子是他所任教的哈佛大学,越来越多的本科生认为自己能进入哈佛完全是天赋异禀,而不是其他什么因素。可是残酷的事实是,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这些标签其实反映的并不是学生本人的能力,而是家庭背景,比如SAT分数最相关的因素就是家庭收入,甚至超过了家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

美国大学录取日趋白热化,反映的其实是美国整个社会制度对于学历的过度依赖。美国只有30%-40%的人拥有大学学位,而在如今的社会分工中,大学学历已经成为了不可逾越的一个门槛,造成了收入的巨大分化,以及相应的社会地位和自我认知的分化。Trump虽然代表的是被全球化抛弃的美国工人阶级,但是他无时不刻不在提醒大家,他是沃顿毕业的高材生、他很聪明、他有能力带领美国。这些Meritocracy最关键的标签被他紧紧地贴在身上,可见Meritocracy已经在美国深入人心。大学不再是单纯的教育机构,而变成了社会分化的筛选器。中文的那句“鲤鱼跃龙门”,成为了最贴切的形容。只不过这里的鲤鱼门不仅仅是靠自己的能力飞跃龙门,而是要靠着家庭等等。

然而Meritocracy这里其实有很多假设。首先,成功与否、尤其是以收入来衡量的成功,代表的真的是人们的能力和自我努力吗?其次,Meritocracy就一定是公平的吗?Sandel又进一步探讨了这两个假设。

对于第一个,收入=个人价值=能力体现(moral deserts),在很多哲学家的讨论中,其实是不成立的。最典型的如哈耶克,他认为人们的收入财富是由市场供给和稀缺性决定的,而不是自我的能力或者对社会的贡献。比如一个对冲基金经理和一个人民教师,后者虽然对社会的道德意义上的贡献可能更高,但是收入远远无法与金融业匹敌。从哲学层面上,哈耶克就否定了收入与merit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二个则是更发人深省的。最初我们认为独裁不公平,是因为世袭,完全由出生决定。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这对于个人来说完全是运气因素,所以不公平。那么Meritocracy依赖的merit就完全不依赖运气了吗?我们擅长或者不擅长学习书本知识、运动员擅长或者不擅长体育,如果是基因决定的,那么不也是出生就确定了吗?虽然基因不是家庭财富,但从运气的角度,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再然后,Meritocracy演化起来,各种筛选制度或者merit可以被人为控制,比如大学录取和优生,被扭曲成一个变相的基于家庭背景的竞争,那么和以前的直接由出生决定又有什么区别呢?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Meritocracy也只是体现了社会分工的最大化,因为从哲学原则上讲,物尽其用人尽其才是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的社会资源最优配置(包括人力资源),是一种结果,而其本身并不能意味着可以保证过程的公平。

读到这里的时候,那晚我其实是很悲观的。除了对于Meritocracy背后哲学逻辑的悲观,还有另外一个书中没有提起却让我无法说服自己的问题:公平应当如何对抗人们对于血亲的自私的天性?比如你去问一个人应不应该取消高考而改成自主招生,TA可能会说不行,这样对农村的孩子不公平。然而你去问TA是不是该取消自己孩子的课外辅导班,TA肯定会反对,因为TA还是会在意自己孩子的成绩。这种父母希望自己孩子更能够成功的天性,和人们希望这个社会公平的愿望,在我看来其实是有着内生的矛盾的。假如一个社会真正做到了机会均等,那么就意味着,孩子的成就跟父母是完全独立的,就一定会有孩子跌落社会阶层。但对于父母来说,他们的天性是希望孩子成功的,自然会极尽所能增加孩子成功的概率(北上广中产阶级的教育内卷就是最好的体现),即使他们自己之所以能从农村到城市中产阶级正是受益于高考制度带来的机会公平。在这里,每个人希望社会尽可能的公平的愿景,和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多成功机会的自私自利,是对立的。如果同时看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这就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层面的“囚徒困境”。每个人都知道社会公平是最好的结果,但没有人希望社会公平的代价是自己的小孩阶层沦落。

或许正因如此,我们看到了美国社会二百多年来代际演化的结果——阶层流动性越来越差,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Meritocracy这种社会制度也不自觉地为社会分化服务着,而并不如人们最初理想化地认为它可以保证机会公平并约束社会分化。如果制度反应的只是人们的天性,而不是制度造成社会分化,那么我对于社会的悲观也就成为一种不可能被改变的注定性事件了。中国古语有云,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无非就是说,社会的分化导致财富集中,然后阶级之间失去平衡,对立加剧,最后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财富和资源,进入下一轮的演化。这好像看来是注定的轮回。

然而过了几日之后,我觉得自己的悲观忽视了几千年来社会的进步。一则,社会分化并不一定是一个零和游戏,即使相对层面的流动不充分,绝对层面我们还是可以实现所有阶级一起进步的,并不一定就意味着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二是,制度并不总是为了服务统治阶级而被创造出来的。人们一直在学习制度,意识到制度的缺陷,然后试图用群体的理智来克服个人的囚徒困境,而不是利用制度的缺陷来最大化个人的利益。人们可以创造一个公共机构来调节机会分布的不均衡。正如政府用税收来实现社会收入的重新分配,机会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被人为调节,尤其是在整体蛋糕可以被做大的情况下。高等教育的普及、引入其他非学历标签来帮助人们寻找到人尽其才的工作,调节某些行业过高的收入,这些都是帮助在整体增长的同时个体不至于分化加剧的。虽然听起来还是很理想主义,但是人类既然能够从奴隶制自我修正到民主制度,那么进一步的修正也就是时间问题。虽然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只能见证一些边际的改变而已。

当然,Sandel这本书里还有其他很值得阅读和思考的内容。我只是有着自己一个强烈的问题,然后试图去寻找一种政治哲学方面的解释而已。换做不同的问题和思考模式,或许对此书会有不同的感触和解读。对于萦绕我的那个社会极化的问题,我也并没有找寻到所有的答案, 还是会一直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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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IT观察与思考

旧金山派民主党(San Francisco Democrats)

大选年加上居家,有意无意地就看到了一些跟政治相关的信息。虽然我更感兴趣的并不是政治时事而是政治背后的哲学和经济学逻辑,但是最近的趋势实在是让人不得不加以关注,也算是见证一些短期的历史时刻。

前几天搜了一下旧金山市的众议员代表,出乎意料的,美国众议院网站显示的旧金山的代表是Nancy Pelosi。我一直知道她是众议院议长(Speaker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没想到她还兼任着旧金山市的众议员,虽然逻辑上众议院议长一定是一名众议员。联想到即将上任的Kamala Harris,以及加州州长Gavin Newsom都是旧金山一路出来的,不禁开始好奇为何民主党如今的star有着如此强烈的旧金山渊源。

在网上搜了一下,还真有San Francisco Democrats这个叫法。我觉得翻译成“旧金山派民主党”比较贴切,就自作主张这么叫了。一路看下来,除了上面三位,还有一位前旧金山市市长占据着重要的角色——一手挖掘了Harris的Willie Brown。按照上面链接的那篇文章所述,这背后多少免不了硅谷这么多年来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政治诉求和影响了。三十年前的旧金山还是一个“杀马特”自由先锋的角色,在大部分美国人民意识尚未觉醒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讨论同性恋、堕胎和大麻合法化了。如今,当年的叛逆青少年,也已经逐渐变成中流砥柱了。

还看到一篇介绍旧金山“蓝化”历史的文章也很有趣。Dianne Feinstein在1984年把民主党集会放在了旧金山,旧金山政治影响力自此开始逐渐增长。而另一则略带八卦的故事则让人唏嘘,即有关前段时间凭着咆哮式宣言而一鸣惊人的Kimberly Guilfoyle。她其实跟旧金山渊源颇深。除了她是Newsom前妻之外,她父亲Anthony Guilfoyle其实是旧金山政治圈教父似的人物,一手打造了Newsom早期的政治路线。Guilfoyle通过与Trump儿子交往得以重回政治舞台另一侧的行为,让人不得不猜测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才能如此剧烈的改变一个人。同样的,这篇文章也提及了旧金山这些政治团体背后的财团,从Getty到 Benioffs of Salesforce (also part of the San Francisco swirl); the Silicon Valley investors Tom and Theresa Preston—Werner (also of San Francisco); Drew Houston of Dropbox (likewise a San Francisco dweller); and Laurene Jobs (who lives in San Francisco)。

不知道日后旧金山会不会源源不断地往华盛顿输送政治血液。这一段历史背后的必然逻辑,或许在若干年后,才会有机会看的更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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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积极心理学

继续昨天的公开课话题。除了数学,最近还在看的就是心理学。也是哈佛的一门非常受欢迎的公开课,名字翻译得有点哗众取宠,Tal Ben-Shahar讲授的《幸福课》,其实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youtube等都有视频,很好找到。这门学科基本就是在说,人们如何会觉得更加幸福快乐,而我们如何更好地认识自我感受。

说实话,这门课有点长。不知道是这门课面向本科生的缘故、教师本身演讲固有的煽动性,还是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普遍问题,我觉得从逻辑体系来讲,它还欠缺一些严密。很多理论仿佛都是来源于直觉的,然后做一个似乎有道理的实验,就可以证实或者证伪了。最近若干年有不少心理学实验(尤其是在实验室里面的小型实验)事后翻车的例子,让人对这套逻辑难以完全信服。不过基于人类认知事物的本性——尤其是对自己并没有那么熟悉的领域——我们是倾向于轻信符合自己固有直觉,而对挑战我们直觉的理论会百般苛刻。鉴于无数次数学可以用严密的推导打脸我们的直觉,任何学科其实都不应该失去基本的批判性思维。

基于上述原因,我是抱着一种将信将疑的态度来看这么课的,否则这就跟宗教传道没什么区别了。里面多少还是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可以拿出来讲一下。

  1. 人们对快乐的感受。基本上的道理就是,我们本身有一个长期的快乐基准线(baseline),然后短期的快乐水平围绕着这个基准线波动。课中的例子是获得终身教职(tenure)前后的调查。对于美国学术界的助理教授们来说,能拿到终身教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整个激励机制设计的最终目标。调查显示,在拿到tenure以前去调查马上要经过评审的人,如果他们拿到或者没拿到会有什么感受。很一致的答案就是拿到会在接下来的人生中一直开心上天,没拿到则会伤心欲绝。在评审结果刚出来的时候,再去调查这些人,果然拿到的很开心没拿到的很伤心。可是过了几个月到半年的时间,这种短期冲击几乎消失了——事前快乐水平比较高的人无论拿没拿到还是很快乐,事前就不快乐的人就算拿到了tenure也没有一直快乐下去。这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确实无论是从自身的经验还是听到的故事,天大的事情,在刚发生的时候总会深深的影响个体。时过境迁,人们最终还是会回到日常。
  2. 自我暗示很重要。人其实是个很奇怪的动物,有的时候活在信念之中。这种信念有可能是基于宗教信仰的,也有可能是基于价值观之类的。总之,人需要依靠环境给予的反馈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而最终实现一件事情还是依赖于自身坚持不懈地去做这件事情,这里就有了自我暗示的角色。
  3. 亲密关系。和我看到的其他心理学或者社会学的发现类似,主要是1)认清感情和事业一样,是一个锻造(cultivate)而不是发现(finding)的过程。没有天造地设的工作,自然也不会有浑然天成的爱情。2)无论是爱情还是亲情友情,人和人相处不可能没有矛盾冲突。学会积极面对矛盾和处理冲突,才能经营有益的感情。3)感情、尤其是爱情的确立,并不是一个盖章确认(validate)的事情,而只是一段相互了解的开始。一个你很欣赏的人愿意和你相处,只是更了解彼此的开始,而不是即刻证明你本身有多优秀。一段健康的感情意味着彼此的坦诚以待和相互关心,这才会真正增加人们的安全感。4)积极的互动模式。被自己爱着的人否定是极其痛苦的,而被自己所爱之人鼓励则是非同凡响的。好的感情需要彼此鼓励的互动模式,而不是善意的敷衍(nice but passive reaction)。
  4. 自尊(self-esteem)。感觉中文的自尊和这里英文并没有对应的特别确切。Self-esteem更多的有一些自信的成分在里面,大意是自己对自己的认同。自尊在这里被分为三类:依赖型,独立型和无条件型。依赖型就是对自己的认同强烈来源于他人的评价、习惯性地去把自己跟其他人比较,这也是我们最普遍看到的。比如考试分数,比如亲友的评价,比如各种奖章荣誉之类。有趣的是,依赖型Self-esteem可能会展现出不同的样子,比如极度的自傲和自恋。正因为自我认同不足,所以披上一些看似坚硬的外壳来伪装自己,而且很可能是一种在非常自信与非常不自信之间不停摇摆的状态(即稳定性很低、方差很大)。独立型则更进一步,可以开始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比较,不那么依赖于他人。无条件型则是进入了一种更高的境界,做事情只在于动机本身,过程便是自我实现,结果和评价完全不重要。这三种境界的划分还挺好玩的,虽然是渐进的,但是更有可能是每个人同时在各个层次有不同比重,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5. 心理咨询和写日记等等对话的方式,其实和一段坦诚布公的感情一样,是一种基于真实的对话。谎言的心理成本是巨大的,人终归还是希望活得真实。

我对于这门课最大的疑虑可能就是过于处方化(prescription-ized)的针对各种问题的解决方式,大致包括锻炼、养成习惯、冥想等等。心理学能划分、解释这些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还可以开出具体的处方,实在是有点自负了。很多假设不过是有几个相关的实验来佐证,而他并没有批判性地引用那些负面的例子,多少我是觉得信息上有所偏颇的。当然回到人的认知本性,去年nips的时候,Celeste Kidd说他们研究发现人是很容易建立信念的,所以我还是保持这种将信将疑的态度吧。能有一种框架来分析自己固然是好的,却也不见得是真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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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重温概率论和线性代数

年底的节奏比较舒缓,就有更多的时间来重新拾起一些东西。先是百无聊赖的浪费了一些时间看剧打游戏看小说,基本就是一种不动脑子的打发时间的模式。后面觉得着实无聊了,开始想有什么可以看的。不知怎么的,就动了重温数学的念头。搜了一下网上的各种公开课,发现MIT的线性代数(Gilbert Strang)和Harvard的概率论基础(Joe Blitzstein)评价比较高,就打开youtube开始跟课。

线性代数我其实偷了个懒,没有去跟那个完整版的,而是简单地看了一下Strang教授今年发布的2020版。一共只有五部分,每一部分大概一刻钟,我看之前还在想这个是怎么做到的。看完了,就明白这75分钟的高屋建瓴之处了。大一的时候学线性代数,虽然分数不错,但是其实学了一堆计算却不知所云。后面学到高等计量开始频繁地用到线性代数,才多少有了一些事后的感悟。现在再去看线性代数,觉得这东西真的挺美的,一点一点地串联起多少问题。

话说到这里,多少有点“我吃了七个烧饼发现饱了,是不是直接去吃第七个就好了的”味道。我需要略带羞耻地承认,我大学以后的数学基本都是靠学经济学才学会的(学会指的是有一些理解而不仅仅是记忆公式和定理)。大一一上来的微积分,动不动各种极限和证明,直接懵掉了。概率论学了什么完全不记得了,印象中好像只有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各种证明,然后考试一片茫然。线性代数也是,死记硬背了一堆证明却不知所云。

类似的,我对计量经济学也有差不多的体验。其实第一次学(初级)计量经济学的时候也是一脸懵,第二次学(中级计量)稍微好了一点,后面一遍又一遍地学计量(或者广义地说,线性模型),我才逐渐开始理解回归模型。回头看,这实在是一个成本巨大而痛苦的过程。可是代价如此之高是因为老师教得不好呢,还是因为这些东西本来就难?我现在已经没法回到原点去体会另外一条路径了。只是重温这些基础课程的时候,更容易跟着这些大家公认优秀的教师的思路,来站在更高的层面欣赏数学本身的美,而不仅仅是当作工具。

数学这种学科,学懂了和没学懂差别太大了。学懂了,再厚的教科书都觉得如若无物,要用的时候信手拈来(英文我习惯用internalize来描述这种状态)。没学懂的话,基本就是记住了一堆程序化的操作流程(procedure)却忘记了他们的来龙去脉。这种差别会深刻地影响日后的学习或研究。这两年面试了上百人,我所在意的其实不是一个面试者记住多少公式和模型(比如我允许他们随时google),而是他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他们用到的模型本身。把统计模型学成了一堆procedure其实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概率论这门课我是老老实实地跟完全程的。毕竟是一个学期的内容,34节课,每节课接近一个小时,加起来就有三十多个小时。我并没有快进或者跳跃(主要是在电视上放起来快进比较麻烦),所以陆陆续续花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把全程跟完。如果是第一次学这门课,这种节奏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新的信息量其实可能很大。只是我对于这些内容多少熟悉,所以实践起来更像是复习直觉而不是学习知识。这也是让我可以有机会去由衷地感慨原来概率论可以如此简单明了。我开始以为我会经常走神,尤其是已经非常熟悉的内容。结果很多时候,我居然全神贯注地又听了一遍那些熟悉的定理和公式。Blitzstein确实把这门课讲得很深入浅出。印象最深的是他在推导正态分布的时候,明明是那么无趣的定积分和极坐标变换问题,居然可以讲得那么好玩。又一次验证了高斯发现正态分布时候那种“天赐”的感觉。数学的美往往就在这种时刻。凭什么,一切繁琐的符号最终化为这么简洁优雅的记号?

正好在2020年的最后一天和新年交界的时点,看完了这门30多个小时的课程。让我忍不住记录一下,这种别致的、超级满足的跨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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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状态

好奇心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今年有一些不一样的反思。最大的外因可能是一直呆在家里,有充足的时间和自己对话,检视自己的得与失。内因方面,则可能是经历了很多失去之后,发现生活一样在继续,或许过得更好。

今年不知不觉地读了很多书,也看了不少新的领域的知识。在我找寻新的学习点的时候,最常问自己的问题就是,我有没有一个基础来理解这个新的领域。比如我刻意避开了物理,并不是我对物理没有兴趣,而是我现在积累的基础知识还不够,不足以让我直接去欣赏更复杂层次上的物理的美。比较幸运的是,在社会科学领域,多亏当年经济学的训练,我对其他相关领域多少有一些常识和了解,所以学习起来这些领域多少可以触类旁通,没有一开始的那种摸不着头绪的痛苦。学习了这么多年,我想我越来越学会的,是如何学习,是如何更有效率地获取知识,更有效率地欣赏知识,更有效率地把外界的知识转化为内生的逻辑,而不仅仅是看过便遗忘。

今年最大的感触,就是财务压力的释放。我一直知道边际效用递减,可是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递减从那个点开始,会变得越来越快。今年大概是过了那个点——我已经无力消费掉增加的收入。以前收入增加的时候,我可以慢慢地开拓消费点,享受不一样的愉悦。可是花钱的地方终究有限,而却很多东西体验过了之后,并不想一直拥有。收入增加而消费停滞的后果就是储蓄的增加。钱到最后就只是一个数字,边际效用损失出奇得快。

当基本需求满足了之后,按照需求层次理论,我自然会越来越重视自我实现的需要。工作这么多年,记住的并不是一次次的升职加薪,而是超越自己的那种快乐。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工作变成了如鱼得水的肆意,却也越来越难以找到那种探索未知的兴奋点。好奇心作祟的时候,就在问自己,我还可以做点什么不一样的?

以前很幼稚地觉得,人生就是为了改变阶层而奋斗。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不重要,因为阶层是相较于其他人的生活而言的,但是为什么要去跟其他人做比较?每个人都是冷暖自知,跟自己的过去相比或许才是更有意义的。于是问自己下一个问题,如何可以一直快乐下去?我最痛苦的时刻其实不是失去了什么特定的东西的那一瞬间。比如摔倒会很痛,但很快就可以恢复。长期的痛苦其实是来源于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娱乐至死,我其实是很难忍受纯粹的娱乐享受的。学习,虽然过程是注定痛苦的(生理层面大概是新的神经元细胞的链接在形成),但是回头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有趣,很有成就感。那么自然而然的问题就是,如何可以终身学习呢?

以前读书的时候,为了考试,为了绩点,为了证书,学习其实是很功利的。现在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学习可以不再功利。回归到学习的本质动力,那便只剩下了好奇心。好奇这个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好奇事物之间的联系(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物理的还是精神的),好奇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很多事情不再是非黑即白的。360度观察之下,每一面都有独到的地方。

进入新的一年,或许这就是人生的一个新目标:不断地学习,一步一步积累更多的知识,从而可以去理解更多的领域。等到年老体弱只能呆在家里看书的时候,至少还有无数的书籍可以翻阅。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探索性研究的过程。并不一定是社会意义上的创新,但至少自我层面上认知的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