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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有感

读熊彼特

若是说在我刚开始接触经济学的时候,谁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那非熊彼特莫属。依稀记得大一的时候在一堆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中,猛然蹦出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之时,那气势磅礴的让人感动的哗啦哗啦的。自此,Schumpeter这个名字就一直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到后面,越劳碌奔波于技术细节,越没有时间接触熊彼特,只是隐约的在周期理论中有所触碰。后来,受凯恩斯影响越来越深,而读凯恩斯难免听闻当时的争论,在诸多唱反调的摇旗呐喊者中,熊彼特自然是旗帜鲜明的让人过目难忘。

前几日流连于书店,忍不住就抱回来一本《熊彼特》,同一本商定好若干年后送人的《秦观集》一起。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注意是谁写的,随手就牵回来了,而后一看是(瑞典)斯威德伯格,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相比于《凯恩斯传》,这本书真的是薄了很多。好在细细读下来,没有失望的感觉,客观的文字简单的陈述,几笔描画就把熊彼特当年的形象清晰的勾勒于纸上。

说来有趣,网上有人说熊彼特之于凯恩斯正如周瑜之于诸葛亮。他俩同为贵族学校出身、还都曾受教于马歇尔。同样关注宏观经济运行,差不多同时在写货币论,同样在自己国家的财政部担任过职务,又同样失意于政界,亦都曾在商海中翻船。看他俩的故事就让人感觉上天总是要给聪明的人造个对手,要不世界就不精彩了。当然,凯恩斯或许和熊彼特最大的不同就是凯恩斯年轻的时候有贵族青年之间的同性相吸倾向,而熊彼特则可谓花花公子。

好了,我总是这么八卦,别的记不住八卦总是忘不了。坦言,熊彼特之前我从未如此感受到“企业家精神”,这个可能稍稍和凯恩斯的“动物精神”有所区别,不过我感觉他俩所倡导的实质相差可能不多(虽然前者更侧重创新)。企业家精神融汇于经济运行之中,从而有了“创造性毁灭”。同样精彩的是由创新和技术衍生的经济周期理论,让人深刻的体会到“螺旋式上升”、或者更简单的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之感。经济增长到底是由技术驱动还是制度制约一直争论不休,不过熊彼特敏锐的提炼出来的“企业家精神”确实有非常强的现实解释力,其在管理学中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毕竟有德鲁克啊……不过其实迄今我还不曾了解管理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到底是啥,这门学科实在是太面向实际了,难以抽象到一个点)。

暂罢,说一点稍稍偏题的事儿。最近一段时间(>半年)有若干好友或明或暗的诉求“遍寻名师而不至”。但凡青年才俊,都多少有点卧龙当年隐居世外的“清高之气”,待价而沽。每每遇此,大多只能安慰一番,帮忙骂骂世道不公,抑或感叹一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其实比较实际的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干嘛总是对老师的期望那么高,他又不是亲爹亲娘并没有义务手把手把你带大。尤其是现在,学问上名声高的不见得人也高,至少不见得他有时间精力用在你身上,总不能指望“耳濡目染”就“深得真传”吧。能学一点是一点,老师也是人,不是神,“则其善者而从之”不就完了。我总有一种特封建特迂腐的想法,老师年龄这么大坐在这个位子上,自然必有他的过人之处,所以万万不能轻视。当然,我这也算一种“美好的幻想”,觉得他们应该有过人之处而并不知道到底在哪里,可能至少社会阅历丰富的多吧。

不过,到这里我总是难免像怨妇似的感叹一声“都是扩招惹的祸”啊~扩招数量上来了,质量却下降的更厉害。当然我很能体会“把一群没学上的人扔到社会上会给当地警察局带来多么大的压力”,但是为什么不搞职业教育?我真不明白你折腾着千千万万的人学什么微积分线性代数有啥用,还不如给他们一个钳子把手告诉他们怎么修汽车来得实在。这年头不见得工程师就比高级技工日子好过。毕竟有调查说(来源忘记,见谅),“美国只有42%的人有智商学会高等数学”,虽然说华夏民族自古聪颖,我也不相信这个比例可以提高到现在大学的入学率。如果象牙塔还是当初那个人口密度,或许老师会稍稍有心情多教学生一点、多沟通一点吧。

回到熊彼特。我有点想不明白的就是熊彼特在政界混得很不如意的原因到底是他的个性只适合学界、还是经济理论和现实之见尚有不小的差距?有时候宁愿相信前者为主,毕竟从凯恩斯身上可能更多的体现为前者。而另一方面,熊彼特所言的创新精神,我想知道在现代的中国企业家中是否缺失?创新不等于专利,我有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很多企业乐于标榜每年创造了多少新的专利有点过于做表面文章了。当然,从生存压力的角度,我倒是很欣赏华为,不管他的成功到底有多少应该归结于技术创新,至少他的创新是提高社会福利的。我对印度的某些“闭关锁国”做法确实感到悲哀,当然他们考虑的可能不只是商业和社会福利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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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儿关经济

政治经济学还是新政治经济学?

昨天班级里聚会,很神奇的到了近50个人,基本全了,不仅对组织者的敬业深表钦佩。席间觥筹交错,连我这种不胜酒力的人都在此种热烈的气氛下不得不开怀痛饮,幸好吃喝节奏有度,只喝未醉。

席间听闻一同学考取了人大经院的研究生,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原来报的西方经济学调剂成了政治经济学。他言辞之中颇有失望之意,大抵源于那里更多的是从马克思的角度去做东西,故他还打算看一遍资本论。当然,资本论是一定要看的,只是我没勇气读完。不过说到政治经济学,我眼前一亮。记得前阵子写毕业论文的时候(参见:[cref %e7%bb%8f%e6%b5%8e%e5%ad%a6%e5%ae%b6%e4%bb%ac%e7%9a%84%e7%a4%be%e4%bc%9a%e7%bd%91%e7%bb%9c%ef%bc%88%e5%ad%a6%e6%9c%af%e5%9c%88%ef%bc%89]),还曾顺带看了一下top的研究者们都是分属那些领域的,结果十有五六是political economy,这不禁让人觉得有点惊讶。不过后来继续看下去,也不觉得惊讶了。越来越多的微观和宏观建模的方法引入了政治经济学,国内做的比较多的貌似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模型,国外则更关注一些社会问题(这话其实说了等于没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国外现在政治经济学都很热。国内的热体现于任何一个院校的经济学学生都要学习至少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像我们都要学整整一年。甚至连不是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都要至少学习一个学期的政治经济学,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课的一部分。可以说,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代大学生内是无孔不入。而国外的热更多的体现于这个领域关注的人很多,做出来的东西也多。

不过详细的看起来,却又觉得很讽刺。申请出国的时候,翻译成绩单我就很犹豫“政治经济学”该怎么翻,翻成"political economics"总觉得底气不足,还占据了8个学分,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这课学的是什么。不过幸好我们的初级宏微观不叫“西方经济学(宏/微观)”,要不翻成"western economics"老外们看了估计会觉得更诡异了。所以,虽然政治经济学在国内外都很热,但是很显然,在国内做的政治经济学应该更确切的称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我觉得我那个要去人大读政治经济学的同学要做的会是这个东西。

依稀记得去年此时让我们提课程改革建议,当然有点走形式,但是我们还是说了很多真话(参见:[cref %e6%b2%a1%e6%9c%89%e6%95%b0%e5%ad%a6%e7%9a%84%e7%bb%8f%e6%b5%8e%e5%ad%a63rd-week-june])。当时我们一直主张在经济学专业开一门“新政治经济学”,至少作为专业限选课。后来大概是没老师愿意去讲,就这么搁浅了。而大家一直意见很大的“大一开一年政治经济学”却没法取消。我一直认为,现在国外在做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在国内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们了解什么是当代政治经济学关注的问题。不过话说回来,中国的政治体制确实是有着中国特色的,所以照搬国外的方法和思路可能是一件颇为危险的事情。Anyway,聊胜于无,至少应该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

现在国内好像有点一边倒的看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感觉,最鲜明的感觉是在人大经济论坛上,马克思主义版几乎成为了口水仗聚集地。我个人感觉马克思看问题的层次已经远不是表面,那些打口水战的人却正是只看到表面的人。一直觉得像国内本科这样的教育模式、把马克思经济学的思路强行灌输给大家(所有专业的学生),并不见得对其思想的普及有正面作用。学完劳动价值论,却不知道别人是怎么争论这个问题的,又怎么可以去真正理解劳动价值论的精华所在?毕竟这东西只是一家之言,而不是常识和共识,不宜当作公理一般的介绍给大家。

不知谁说的,“其实凯恩斯、熊彼特他们已经把经济学看得很透了,可能比现代大多数学者看得都透”。我想对于马克思主义,也只有看透的人才能讲清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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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IT观察与思考

企业家,创新和动物精神

创新(innovation )究竟是什么?可能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熊彼特的定义。

经济学上,创新概念的起源为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概论》。熊彼特在其著作中提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种情况: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含的范围很广,如涉及到技术性变化的创新及非技术性变化的组织创新。

同时更关键在于
1、他明确指出创新与发明的区别:“创新”不等于技术发明,只有当技术发明被应用到经济活动中才成为“创新”。
2、指出“创新者”专指那些首先把发明引入经济活动并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影响的人,这些创新的倡导者和实行者就是企业家
3、“企业家”既不同于发明家,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经营管理者,是富有冒险精神的创新者,“创新”是企业家的天职
4、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创新者——有远见卓识、有组织才能、敢于冒险的企业家。经济增长的过程是创新引起竞争的过程:创新——模仿——适应
5、企业家精神:企业家为了证明自己出类拔萃的才能而竭力争取事业成功的这种非物质的精神力量,支配着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这种精神就是企业家精神。

在熊彼特那里,这种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被归结为“企业家”的追求事业成功和争取出类拔萃的那种非物质追求的“创新精神”;在凯恩斯(Maynard John Keynes)那里,则被理解为熊彼特式“企业家”扩张企业的那种“动物精神”。可以说,创新表面上是一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或许心理学的研究,微观层面的人类的心理满足感会越来越多的加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使得它更贴近现实。

我个人特别喜欢“动物精神”这个词儿,刚搜到一篇名为“动物精神与宏观经济”的博文,因已被转载数次,我也不知道原作者是谁了。各位可以搜搜这个标题找找看。其中有段话擅自转贴过来。

凯恩斯在其传世巨著《通论》中曾强调,人们的行为不仅仅受理性指导,也受其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影响。他指出,用于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收益估计的知识基础没有多大的意义,甚至毫无意义;但若如此,人们如何决定要修一条铁路、开发一座铜矿、创办一家纺织厂……呢?这样的决策只能“被看作是动物精神使然”,它们来自于人们“想要采取行动的冲动”,而并非理性经济学所指示的是按照“收益乘以其概率的加权平均值”为根据的。

经过许多年以后,而今,“动物精神”正在由新凯恩斯主义学者发扬光大,并用于解释经济波动。像诺贝尔奖得主阿克洛夫(G. Akerlof)之类的行为宏观经济学家甚至坚信,必须考虑动物精神,才有可能真正理解经济波动。

究竟什么是动物精神,它们又如何对经济产生影响?阿克洛夫和希勒的新作《动物精神》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答案。动物精神实际上是非理性动机和非理性行为的代名词。动物精神理论坚持,尽管人类大多数经济行为源自理性的经济动机,但也有许多经济行为受动物精神的支配;即人们总是有非经济方面的动机,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并非总是理性的。人们的理性有可能被动物精神支配。

前面大篇幅铺垫了这么多,只是为了大家先对“动物精神”有个直观的认识。终于到了我的正题了,源于前几日看到的一篇文章

不过关于“老龄化”的问题,在中国,我看到的不是人口的老龄化,而是资本的老龄化。我的舅舅在过去二十年是佛山地区搞工厂的,现在也正在艰难维持着自己的厂房。但是他现在已经成为所有原来搞实业的朋友耻笑的对象。因为大部分佛山地区的实业家现在都成为房地产投资家了,所有新增的资本基本上都投资在土地和住宅中。
其中最本质的,我认为,都是因为他们老了,这些手执资本的老人,以他们的年纪,已经失去了办实业的创造力。而生活在广州和佛山的年轻人,家庭的观念如此之重,再加上十多年没有创造性的教育,已经没有半点儿父辈的创业精神了所有人都只是正在为那幢结婚的房子而努力,或者是拿了家长的钱,但是绝对不是办实业,不是玩了,就是炒股票。
这是改革三十年后的悲哀就是,经济的长远发展必须要科学技术,但是这只是一驾马车,另一驾更为重要的马车是“自由”的精神在中国的完全缺失。在我的体验中,现在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懂得自由,没有一个独立的个体,没有一个人能脱离家长,没有一个做到残雪所说的“精神上的断奶”。所以,譬如在广州和佛山,年轻一代已经失去了创造的精神,人口是首先是拥有资本的人的老龄化,然后恐怕是新增人口的幼稚化

这只是一个侧面,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得承认在北京中关村、在上海、在杭州,还有很多致力于创新的弄潮儿闯荡在IT世界的波澜壮阔里。看看风投(或者最典型的,刚出来的天使投资——李开复的创新工厂),看看创业板,大概就能知道中国的新实业家到底有多少。只是另一面颇为悲哀的就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罕见不涉足房地产的富人。个人觉得,张骞的“实业救国”,依旧闪烁着光辉。

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创新精神确实在中国越发的缺失。我不知道这样说合不合适,但是我个人认为学术界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甚只是一个开始。随便在Google或者百度里面敲入“学术抄袭”,漫天的新闻、指责让人觉得这个圈子简直漆黑一片。那么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学术圈太浮躁了,大家都急功近利。但是,我想更深层的原因是不是,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的科学家。每年招那么多博士硕士,博士还好,你问问现在的硕士有几个是致力于搞学术的?但是他们要毕业、要去争奖学金,这一些评价体制的基础都是:论文。我这么说可能会招人骂,毕竟很多人也并不愿意在校园里浪费三年的时间只是为了一纸文凭,但是他们别无他法:当你看到所有大企业的招聘启事上面都要求硕士学历的时候,你能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中国人口太多,而有这么急促的推行高等教育普及化。从心里说,我是支持高等教育扩招的,就算教育质量在下降,但是毕竟还是扩大了整个人群的受教育面,提高了大多数人的素质。毕竟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是一个国家未来发展的命脉——或许有人不赞同这样极端的说法,但是确实,中国需要人才。

我们无法将研究生教育迅速的转换为市场需要的培养模式,毕竟适应市场所需的MBA等专业有限——更何况很多人去所谓的MBA只是为了积累人脉。或许我们缺失的是专业技能的训练,是专业人才的培训。但是在中国,又有几个人愿意去接受技能训练?或许,现在火热的IT教育培训造就的速成人才是一个开端,不论它好不好,但只是我们开始迈出了第一步。

回到学术圈。学术毫无疑问,是一个对于创新追求到了极致的地方。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奖只颁发给原创作者,一个博士毕业必须要有自己原创的东西。这一系列的规则约束下本来学术界应该是一个精英汇聚、人才辈出的圈子。但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变味了?不愿再多说什么,或许中国的“科研项目”体制对此有一些贡献吧。我承认我是个比较懒的人,改变不了的事情我宁愿不去碰触,简单的逃离。

接触了很多学长学姐,在他们身上越发的感受到“动物精神”的消失。我是很讨厌那种为了课题而写论文的人,东拼西凑不知所云弄来一堆华丽丽的东西,然后洋洋自得的摆在那里最好别人都看不懂。不是出于兴趣的选题,不是出于深切感受的抒情,那么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多多少少就仅剩华丽的技术外壳,徒有其表。

那么我们又何以强求,这样的体制下培养出来的所谓人才投身于市场经济的大浪里面还能剩下一些创新精神呢?追本溯源,我不想归咎于应试教育,但是却又找不到更合适的替罪羊。

最近几年,各大媒体上都在鼓吹“青年创业中国强”的杰出年轻才俊。但是有句话说的话,媒体上什么吹的越凶,说明中国最缺什么。请谨记,个例不代表大众。

我不想说“祖国的命运掌握在年轻一代手中”这种冠冕堂皇的话语。只是觉得人生一世,既有此契机,就不要让自己的才华埋没、沦落于滔滔的势力洪流。